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开辟了红色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为了扼杀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进行“会剿”，在经济上制定《闽省封锁推进法》阻碍苏区与外界的商贸流通。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多方面封锁，中国共产党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结合当地经济运行规律，在闽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红色金融实践，为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土地革命时期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对我们做好当下金融工作无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之前闽西金融面临的问题

 

　　土地革命之前，闽西金融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是各派势力控制的金融机构繁多，二是高利贷名目繁多。

 

　　当时闽西流通的货币除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票子外，还有地方军阀、华侨资本家、各商会自办发行的各种纸币，同时还有大量杂洋和劣质银币在民间流通，包括银元、银毫和铜板三种硬币。这些钱币价格极不统一、兑换复杂，农民往往蒙受损失。军阀豪绅“包庇商人贩运劣币，操纵金融”，造成当时龙岩市面上有大量劣质银币和白区纸币流通，这种劣币多来自广东，奸商以廉价偷运入境，购买金银土产出口，获利甚巨，但用这种劣币在白区购买货物却要打几折。这对根据地经济是很不利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物资贸易往来面临巨大困难，造成物资供应的严重不畅。

 

　　高利贷剥削非常残酷，有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农民往往为生活所迫举债，再用全部身家财产作抵押来还债。1929年，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闽西农村的高利贷剥削进行深入调查，普通利率平均在二分以上，有的到了十分以上，本利相等，更使农民破产日亟。共产党抓住贫困农民当时面临的痛点，提出包括“抗债”在内的斗争口号，确定“废租、废债及分田办法”。

 

　　闽西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根据地的经济环境尤其严峻，国民党政府持续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使得由于生产和贸易流通带来的剪刀差非常严重。

 

　　因此，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破旧的金融体系，建立有利于根据地农民，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新金融体系非常有必要。在认清旧金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党在闽西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红色金融实践，为党的事业壮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

 

　　（一）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机构是金融运行的主体，党鼓励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机构的设立，非常重视创办并推广各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剪刀差问题》通告中指出，“在县政府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供货”，“县、区政府经济委员有计划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进一步作出决定，要“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同时还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等规章制度。

 

　　早在1927年，上杭县北四区蛟洋乡农民协会成立福建首家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并发行流通券，后因国民党迫害，于1928年6月底停办。1929年11月，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在丰田区、太平区、金丰区及合溪等地建立信用合作社。中共闽西特委在1930年11月的报告中提及当时较大的信用合作社有上杭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永定第一、二区信用合作社、永定太平第九、十、十一区信用合作社等。至1931年9月，永定县苏区的12个区全部创办了信用合作社，共有基金10528元。在合作社的成立过程中，普遍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

 

　　1930年3月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同年6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联席会议上，再次提出“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以维持金融和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准备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分行，总行随闽西政府所在地而定。1930年11月，由群众自愿入股的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正式成立，阮山任行长。

 

　　（二）货币发行的实践。土地革命初期，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各派势力所控制的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货币充斥市场，因此，闽西苏维埃政府曾特许拥有5000元以上现金的信用合作社可以发行不超过现金50%的纸币，数额虽然较小，但对稳定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活跃当地市场商品交易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8年春，蛟洋农民银行发行在当地流通使用的面值为1元、1角的流通券，每1元流通券相当于1元银元。1930年2月，永定县丰田区信用社发行1毫、2毫、5毫3种银票共2000元，与十足银毫同值，永定太平区信用社发行1元的纸币共,1万元，1930年11月停止发行。

 

　　由于信用合作社分散发行纸币，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修正财政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调节金融，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纸币。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明确了“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低利借贷”的四项任务，积极开展业务。一是废除国民党政府直属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虽然这些纸币不能一下子排除出境，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唯工农银行纸币与大洋同价使用。对各种银铸币，则视其含银成色规定兑换率，允许其继续流通使用。二是要求信用合作社发行的纸币由各社收回。发行纸币，在市场上流通，用银币兑现，而禁止劣币及白区钞票使用，禁止黄金白银外流。经过这种措施，根据地金融得到相对稳定。工农银行并对农民手工业实行低利借贷，城乡经济也有一定发展。

 

　　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首次发行1元券3万张。1931年5月，发行1元券和1角、2角辅币券。开展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取缔金银投机活动。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收到银元后，一律存入银行，需要支付时仅提供纸币。闽西工农银行还附设了一个熔银厂和一个贸易部，熔银厂将收兑的白银熔成银饼，铸成银元、银角，把黄金熔成5两，10两的金条；贸易部则办理进出口贸易，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木材、纸张、矿产，购回革命根据地急需的食盐、棉花、布匹、药品等并负责供应军粮。由于闽西工农银行有一定数量的白银、黄金作为储备，并以丰富的物资作后盾，因此，其发行的纸币信用度高，币值也稳定，当时甚至需要102枚银元才能兑换100元苏币（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苏维埃货币）。

 

　　（三）存款业务的实践。闽西工农银行有定期、活期、零存整取3种储蓄。定期储蓄为整存整取，须以整款1次存入，存款数目最少5元，期限至少3个月，至多1年，本利1次取偿。活期储蓄即零存零取，随时可以存入或取出，存数最少5角以上。零存整取储蓄约定期限至少6个月，至多3年，按一定数目分期存入银行，到期将本利1次取回，每期存入数目5角以上。5角以下，发行五分储蓄票，由各区、乡信用社代售。储款人迁移地方，可甲地存入，乙地取出。闽西的信用合作社开展存款业务，存款利率与闽西工农银行相同，定期存款半年以上者，月利百分之零点四五；活期存款利率百分之零点三，每一周年变利一次。闽西工农银行积极吸收存款，至1934年11月10日闽西工农银行决算日，账面上各机关往来存款余额为26878.01元，暂时存款余额为6352287元。

 

　　（四）贷款业务的实践。闽西工农银行的资金使用分配比例如下：库存现金30%，市面流通资金13%，社会保险资金7%，10%资金投入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25%资金投入各种合作社，15%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贷款月利为0.6%。

 

　　闽西工农银行的贷款业务以低利借贷和农业贷款为主，对经营出口粮食、土特产品及进口布、棉、盐、煤油的公营和私营商店优先给予贷款。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明确规定生产合作社有优先借款权，并且只收低利（短期每月不超过1分2厘，周年不超过1分）。此外，闽西工农银行还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贷款利率优惠，提供“同业资金”，创办的“粮食调剂贷款”被作为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

 

　　（五）股票发行的实践。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招集私人股份创办信用合作社。交足股金的社员、信用社发给股票，社员均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股权可转让与继承。1930年春，闽西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募集股金3千余元，每股一元，其中群众40%，商店60%，在股票的设计中融入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主题元素，股票正中上方的位置有两面交叉的红旗，红旗中间各有一个镰刀和铁锤交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最上方有一个鲜红的大五角星，赖祖烈成为该社的主任。

 

　　闽西工农银行创办时也通过发行股票20万元筹集资本金，分为20万股，每股按1元（以大洋为单位，金银器按一定比例折算），要求各地合作社每百元资本购买10元，粮食调剂局每百元资本购买20元，各工会及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购买1元。在经营核算方面，闽西苏维埃政府还特别规定闽西工农银行经营利润分配方式：公积金20%，工作人员奖励20%，60%进行股东红利分配。

 

　　（六）货币流通业务的实践。闽西工农银行在货币流通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禁止当时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杂钞伪币在根据地流通，规定杂钞伪币按减低四分的比价兑换成工农银行的纸币。然后把换来的杂钞伪币运送到国民党统治区，购买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必要品。二是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规定“凡携带大洋与毫子来往白区办货在20元以上者，须向市区政府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无出口证及非为办货用的，一律不准出口，向银行或兑换所兑换大洋的，也要有现金出口证为凭”。三是闽西工农银行积极协助并支持开展进出口贸易，鼓励将根据地重要的产品纸、木材等出口，换取大洋等现金。

 

　　（七）其他金融业务的实践。闽西工农银行探索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代理财政工作，把政府、军队、机关、团体的没收款和捐款都交到银行作为财政存款，集中各种资金、统一财政收支，确保政府资金的正常运作，这一业务实质上相当于现代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此外，闽西工农银行还从事汇兑、买期票、金银买卖等其他金融业务。

 

　　闽西红色金融实践的主要贡献

 

　　（一）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重要物质储备。闽西工农银行准确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措施，实行统一货币，为闽西甚至整个苏区革命根据地金融稳定和政权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基础被认为来自闽西工农银行，在成立时从闽西工农银行获得20万元大洋，是最大一笔资本金。1932年3月在漳州战役中，红军的粮食全部由闽西工农银行下属的贸易部负责供应。

 

　　（二）为党培养了经济金融方面人才。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培养造就了党的一批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管理人才。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邓子恢成为首任政府财政部长，后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闽西工农银行的曹菊如、赖祖烈等作为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参与组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任行长，赖祖烈成为周恩来总理的财政秘书等。

 

　　（三）为农村合作金融提供宝贵经验。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以龙岩、永定和上杭为中心区域的闽西根据地为发动群众促进物资和资金的流通，破除高利贷的剥削，创办了许多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为党发展农村金融合作事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闽西根据地大举兴办信用合作社的做法得到临时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3年9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专门颁布了《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是党制定的第一部有关信用合作社的章程，其中不少条文被认为都是来自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闽西红色信用合作社的实践是毛泽东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四）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低利放贷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实践的重要特点，对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流通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改变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原来存在高利贷剥削的现象，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赣南闽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闽西的汀州被誉为“红色小上海”。闽西工农银行积极开展的各种严格现金管理，鼓励进出口贸易的措施对保存现金，调节资金流通，防止金银投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为党发展红色金融提供各种管理经验和规章制度。闽西红色金融实践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制定并总结了不少规章制度，使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金融的经验得以推广。如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和《借贷条例》，中共闽西特委颁布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被认为是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1930年2月，中共闽西特委举办干部训练班，专门编印《合作社讲授大纲》，是目前所知的革命根据地最早的有关信用合作社的培训教材，内容系统全面。

 

　　对当前金融工作的启示

 

　　时隔八十多年，当翻开厚厚的史书，回顾党的历史，重温当时波澜壮阔金融战线上的斗争，我们认为闽西红色金融实践能为当前如何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以下几点有益经验。

 

　　（一）重视研究实际，正确解决问题。闽西红色金融取得的成绩和中共闽西特委重视调查研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分不开的。针对当时闽西革命根据地混乱的金融局面，中共闽西特委进行调查研究，1929年9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一文，提出解决当时所面临经济金融困难的应对办法，包括打破高利贷剥削，低利供贷；政府筹集基金，高吸低抛粮食，稳定粮价；鼓励农民创办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吸收存款，流通金融等，成为后来闽西红色金融实践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当前金融工作面临的实际情况更加复杂，更应强调与实际紧密结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而不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提出的解决方案脱离实际。

 

　　（二）积极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秘诀。在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中，这点也体现得很充分。由于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因此最开始，党确定把打击高利贷作为土地斗争中的重要任务。1928年闽西不少县市发动农民暴动时甚至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1929年7月，党在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果断提出“纠正过去取消一切债务的错误观念”。提出应根据债务成因区别对待，对普通商家赊货形成的账，仍旧要还，保护了正常的工商业。对月息在二分以上的高利贷“一律取消”。月利在一分五厘下的“还本不还利”。1933年，毛泽东同志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同年党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献中，均明确应分清“债”和“账”的区别，划分了高利贷的范围。在这些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保护了闽西根据地正常的资金往来和商贸流通，精准打击真正的高利借贷。

 

　　当前金融工作也应将党的这一工作方法贯穿到每项具体工作中，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及时改正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在这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区别对待，不能简单一刀切。

 

　　（三）加强预期管理，增强货币信誉。预期管理是央行重要的政策工具，我们发现，闽西红色金融实践中非常重视运用这一工具。闽西工农银行刚开始发行纸币时，群众使用意愿不大，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为保持纸币信用，闽西工农银行规定，来者不拒，凡来兑者，不论多少，随到随兑。1932年，苏维埃政府专门在闽西长汀举办金山银山展览，用实物向群众说明闽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具备可靠的储备基金。这些预期管理的方法大大增强了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对红色货币币值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从事民间贸易的，为方便携带，甚至宁愿贴水也要用银元到闽西工农银行兑换纸币。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信用一直很高，在同期的革命根据地中是罕见的。

 

　　当前金融工作也要重视运用预期管理这一工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预期的引导和把控，这也是中央银行可信度的重要体现。”当前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不仅货币政策，各项金融政策也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市场谣言传播和政策误读，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四）统一货币发行，管理现金流通。土地革命初期，闽西苏维埃政府曾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调剂货币流通。但当时各个农村信用社发展程度不一，发行的纸币只能在局部发挥作用，货币政策难以统一。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立即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具体处理时区别对待，对国统区的各种纸币降价流通，迫使其退出根据地市场，对私人商号发行的纸币一律禁止流通，限期收回，各种银铸币允许按规定兑换率流通，有利于保存金银不外流等，通过多种渠道使货币的发行权由分散变成集中。

 

　　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恩格斯认为，“（法兰西）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列宁在《公社的教训》一文中也将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作为公社决策层所犯的两个重大错误之一。1848年的法兰西银行垄断了全法国的货币（银行券）发行权，它拥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统一货币发行权，保存并控制金银等现金流通的种种措施无疑是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再造一个简易缩小版的法兰西银行，是党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经济保障。

 

　　我国早已统一货币发行，但当前仍面临以比特币为首的一些虚拟数字网络游戏币的干扰，这些游戏币打着“数字货币”的擦边球，试图成为支付手段，并且以比特币无中心管理、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来吸引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眼球。我国在2013年下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在通知中提出比特币虽然在名字中有币的字眼，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并明确提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告诉我们，加强对比特币及与之相关的电子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炒作的风险防范，对我国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人民、政府和党的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首先应加大宣传，强化比特币只是一种电子网络游戏，是“虚拟游戏币”，开展防范并杜绝比特币试图成为全球支付手段的各种宣传活动。其次，应对从事比特币相关的所有交易平台及仿比特币的其他类产品交易平台进行彻底清理，防止这些平台继续推广与比特币相关的各种概念和业务。第三，应加强对使用比特币从事洗钱及非法犯罪活动的监测和打击。

 

　　（五）发展股份制经济，多方互利共赢。1930年11月7日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采取股份制方式设立，每股1元，共发行20万股。在银行章程、股东股利、利润分配等众多制度设计上，将所有权、收益权与经营权分离，兼顾银行、股东和员工利益，具有激励相容思想，实现社会资源共享，探索了在贫穷落后的革命根据地组织群众，发展股份制合作经济组织，正确处理政府、合作社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道路，为苏区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当前，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金融业务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公司制、股份制与社会主义金融就并不矛盾，它们也是社会主义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